对于一些高龄老人，做饭是难事。媒体报道中能看到，很多农村老人（并不是偏远地区）吃一顿热饭都是有难度的：有些农村老年人只能简单应付一日三餐；还有一些老人将过年期间剩下的饭菜冰冻起来，然后花上半年时间慢慢吃完；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经常挂面配上咸菜就是一顿。
巴金藏书中《两地书》封面有“洛漫”签名与“上海尧林图书藏书”章，扉页有巴金题注。
今年11月25日是巴金诞辰120周年。在中国现代文学馆90余万件馆藏中，巴金藏书特色鲜明、渊源深厚。中国现代文学馆是巴金先生推动建立的，他在晚年病中亲自挑选了9000余册图书，先后12次托人邮寄给中国现代文学馆，其中包括很多珍贵版本与存世孤本，在巴老的号召与带动下，作家群体纷纷响应慷慨捐赠，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馆藏基础。
建“馆”：遥寄哀思、保存希望
巴金曾为上海图书馆题字：“热烈祝贺上海图书馆建馆四十周年。愿上海人使用自己的图书馆，爱护自己的图书馆！”建立一个好的“馆”，也是他为之操劳大半生的一件事。
1945年年底与其感情极深的三哥李尧林病逝，出于对这位英语教师和文学翻译者的深切怀念，巴金萌生了建立一个以三哥李尧林的名字命名的图书馆的想法。
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他使用的都是一枚刻有“上海尧林图书馆藏书”的印章，可以说，这时期巴金致力于藏书，除了个人喜好外，有相当部分原因，是在替尧林图书馆的建设做准备铺垫工作。黄裳在纪念巴金的文章中也曾提到过一笔：“他还有个遗愿，想完成一座‘尧林图书馆’，纪念三哥。我多次看到新华书店按时给他送来新出的图书，一次就是几十、上百册。可见他爱书的豪情”。据1949年住在巴金家中的马绍弥回忆，巴金得闲便去逛旧书店，经常是大包小裹地扛书回来，很多书的副本都是为尧林图书馆准备的，巴金先生曾对年轻的晚辈说：“当初自己这个穷青年，要找一本想读的书有多么艰难，希望将来能建立一个尧林图书馆，里面要存满读者不易找到的图书，大家不分贫富都能到这里来，读他们爱读的书。”
在巴金的藏书中，很多都加盖了椭圆形“上海尧林图书馆藏书”的印章，不少图书的封面、扉页或序言页上，都盖着这个蓝印图章。从中国现代文学馆巴金藏书中也印证了这段往事，有1000多册藏书的封面、扉页上加盖着这枚印章，黎明职业大学图书馆藏巴金赠书中也有部分图书加盖了这枚印章。
巴金1973年8月5日给侄子李致的信中曾经谈到过：“尧林图书馆是我从前打算办来纪念三叔的，有一个时期我在自己的中文书上盖了图书馆的章，后来就没有盖了”。可见这一愿望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没有实现，但是他一直没有停止这一希望，巴金建立“尧林图书馆”的梦想已经逐渐转变为建立一座中国现代文学馆。
在巴金的呼吁与推动下，1985年3月，中国现代文学馆草创于北京西郊万寿寺，巴金专程从上海赶到北京，“接待室里灯光闪烁，巴金被摄像师们紧紧地围住，不仅不能同他打招呼，简直挤不进去”。
之后他又为文学馆现代化的、永久性的馆舍而努力，在他和朋友的呼吁下，在中国作协的积极努力中，中国现代文学馆永久性馆址的建设终于从立项到建成，并于2000年5月23日举行新馆开馆典礼，病床上的巴金未能亲临典礼，观看了电视新闻，听人朗读了报纸的报道，后来还观看了录像，他“一生最后一个工作”总算有了结果。
“我愿意尽最大的努力促成它的出现”“建个文学馆，好”“房子问题解决，文学馆可以开办了”“我想把赠款早日汇到北京”“只要我一息尚存，我愿意为文学馆的发展出力”，对文学馆之希望、所付心血可见一斑。
阅书：回忆过往、抒发感情
“晚念俄文、看刘白羽的书。十时半睡”“晨六点五十起。念俄文、晚上看书，九点半睡”“在山上走了一转，回屋看书休息”“晨六点三十分起，早饭后在宿舍看书”“洞里已十一点钟，看了一刻钟的书，即睡”“看报，十点后看书，校改《文集》校样，作文”“十点返家，作文，看书，洗脚，十一点半睡”，这样的记载遍布日记之中，“看书”是巴金坚持一生的习惯。
在阅书中常有逸事发生，1961年10月14日致余思牧信中说：“您这次寄来的竟成书局出版的我的一些旧作，很糟，完全是翻版书的面目：不负责任地乱编一通，拿我的名字欺骗读者。我翻了一下，很不愉快”。印证了藏书中的部分翻版书的情况，因为气愤不愉快，巴金在书的扉页留下题记，边读边气、越想越气，以至于在一本翻版书的多个页面留下文字痛斥翻版盗版。
在怒斥盗版行为之后，冷静下来的巴金陷入思考，并认为盗版翻版现象也是历史的一种记录，于是在1961年12月11日致余思牧信中说：“香港印的那些盗版书的确使原作者看见生气。不过搜集起来看看，也可以说明一些问题。我这里过去找到一些敌伪时期北方的盗版书，现在您又寄来一些。您说您还搜集了一些，不打算寄来了。不过倘使方便的话，我还是希望把它们寄给我看看”。后来在余思牧的推动下，巴金很多作品在香港以“租纸型”方式出版发行。
1978年之后，巴老晚年除了写作《随想录》、创建中国现代文学馆，还有一件被他看得同样重要的大事，就是把他七八十年来苦心孤诣、铢积寸累的财富，即多达3万多册图书，1万多册杂志，毫无保留地捐赠出去，捐书也成为贯穿巴金晚年的一项重要工作，由此开始了图书的整理，由此也构成了他晚年最为劳神的一件事情，尤其是整理外文藏书，涉及语言的辨识，还要受到体力的考验。
巴金在晚年整理藏书的同时，阅书忆过往成为重要的闲暇时光。对于藏书感情深厚，对于那些即将离开的书，他常常不舍，几经挽留。如1996年4月14日下午，只见巴老在家人的帮助下，缓缓地翻看着这批即将与他告别的书，他一页一页地浏览着，在被捐的这批书中有1900年的俄文版果戈理的《死魂灵》（豪华版编号发行，编号为No29)。还有一套是从旧书店购得、被巴老尊称为他的启蒙老师卢梭的法文版《忏悔录》，这本陈旧的豪华版本扉页上面留有巴老早年的朋友、诗人梁宗岱在1926年给邵洵美的亲笔题记。
中国现代文学馆巴金藏书文库占用了四十几个书架，几乎占满了一面墙，挤在书房里，颇有“书城”气概。透过这些藏书，巴金写作之余，坐看藏书，心中必是温暖醇厚，最是翻阅藏书时刻，随着书页的翻动，与之相关的人和事便浮现出来，会不请自来，所谓藏书，实在是存储情感，感光记忆，留住生活。
捐书：回馈社会、津逮后学
巴金晚年为上海图书馆新馆题词：“散布知识，散布生命”。巴金晚年热心于公益事业，通过捐赠自己的藏书来实现藏书的价值，对社会特别是青年研究者们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。
如翻译家草婴在闻听巴金有一套特精装本俄文版的《托尔斯泰全集》这套藏书后，赶紧打来电话，希望让他看后再捐出去。匆匆赶来的草婴，一看到书就激动得不得了，说道：“不得了。这套书非常非常珍贵”，据他了解这套书全国只有一部半，另半部在冯雪峰那儿。冯雪峰当年在苏联，找了很多书店也没有买齐这套书。如翻译家刘炳善在《我们的<莎士比亚词典>》中回忆到讲他在编纂《莎士比亚词典》，得益于巴金捐给北京图书馆的奥尼恩斯（Onions）的《莎士比亚词汇表》（Shakespeare Glossary）和施密特（Schmidt）的《莎士比亚用词全典》（Shakespeare Lexicon)和其他两种词典——它们全是巴金先生捐赠的，出版于20世纪之初的旧版书。
今年正值巴老诞辰120周年，秉承着巴老的美好愿望，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的展览展陈中，在日常借阅业务中、在研究资料的编纂汇集中，在数字化展示与赋能发展过程中，巴金藏书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资源，不断展现在公众视野中，讲述着文脉传承的中国文学故事。
（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员）10倍杠杆炒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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